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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後来做功夫的分了内外，失其本体了，如今正要讲明功夫不要有内外，乃是本体功夫传习录下。

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参见：冯友兰言：各方面的材料都说明，二程的气象是不同的。

当然，这是需要有良好的理论工具才能说清楚的。若见得自性明白时，气即是性，性即是气，原无性、气之可分也。（六）如欲为孝，当知所以为孝之道。《王阳明传习录及大学问?传习录下》。先生曰：然他心上用过功夫，与揣摹依仿、求之文义，自不同。

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台湾商务印书馆。凡今天下之论议我者，苟能取以为善，皆是砥砺切磋我也，则在我无非警惕修省进德之地矣。但朱熹亦非没有工夫论旨，只是他是在其它地方说，而心与理而已这句话并不是直接讲工夫论问题的立场，而是说针对这个来讲时，该谈的问题就是心的问题、及理的问题。

[33] 这段文字是王阳明自己在讨论他与朱子有所差异的立场。[4] 参见，《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陈荣杰着，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2月修订再版，页457。其必靠朱子以为定论者，盖由其必求与朱子归一之故。以格物而说的知行分裂、没有实做工夫义。

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闲更有何乐可代。

昔在朱陆二先生所以遗後世纷纷之议者，亦见二先生功夫有未纯熟分明，亦有动气之病。以及笔者的会议论文，杜保瑞，2010年3月27~28日，＜论王阳明的知行关系＞，第十三届儒佛会通暨文化哲学学术研讨会─德行与知识，主办单位：华梵大学哲学系。自中庸言之，学之弗能，问之弗知，思之弗得，辩之弗明，则亦何所行哉。当代中国哲学界，从冯友兰的程朱、陆王二分为理学、心学之说，到牟宗三的陆王嫡传、程朱别子之说，以及劳思光的程朱形上学、陆王心性论之说，在在都是站在朱陆之争及阳明批评朱熹的基础上二分两系。

孟子性善，是从本原上说，然性善之端须在气上始见得，若无气亦无可见矣。笔者提出哲学基本问题分析法，就是要进行文本诠释，还原哲学史本貌，而不是要创为新说。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然，亦未尝离却事物，本注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孟子之时，天下之尊信杨、墨，当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之说。

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於其间。先生曰：是有心求异，即不是。

走到歧路处，有疑便问。意即只是说朱熹的为学方法不好，而不是他的价值意识及道德立场有问题。

罗整庵说阳明主张朱熹之章句补传有分内分外的缺失，这当然是阳明的立场，阳明的回答也重述了此意，虽口说非敢然也，只是谦词，实际上就是这个立场，只其讨论的方向转入章句补传中。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注释： [1] 本文於2011年9月27~29日，首次发表於世界儒学大会，主办单位：山东大学，国际儒联。参见朱熹的原文：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之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问学上多了。是恻隐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欤？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欤？其或不可以从之於井欤？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欤？是皆所谓理也。虽每痛反探抑，务自搜剔斑瑕，而愈益精明的确，洞然无复可疑。

因此，人格修养固然会影响到理论，但若不是直接谈修养境界的理论，则其实与人格修养的命题不能混为一事。而阳明自己的格物致知说，是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是合心与理为一。

今以尽心知性知天为格物致知，使初学之士，尚未能不贰其心者，而遽责之以圣人生知安行之事，如捕风捉影，茫然莫知所措，其心几何而不至於率天下而路也。笔者的做法是，深入文本的问题意识，就哲学作品的命题意旨，扣合其问题意识与使用材料，进行文本解读，使文本的意旨获得正确的理解与准确的诠释，如此则不仅能使各家义理清晰，而不同系统间的论争亦将清晰可辨，甚至，可以化解争端，关键就是找出问题意识的错置，说明争端本身的不成立，并藉由找到共同依据的基础，认定其为同一学派的不同发展型态，从而改变学界对哲学史上同一学派不同系统间的对立、冲突的印象。

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亲之谓也。

於是，格物之义变成正念头，而面对事物以求知识的格物义便需另外强调，可以说把《大学》好好一套工夫次第的论述脉络给打乱了，虽然如此，阳明仍不否定求知事务知识义的格物说，因此，不能说他与朱熹有对立的意见，但也不能说他与朱熹有共同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无须争辩何者才是《大学》正解，只是一部《大学》同时被不同的问题意识及思路观点所诠释而已。但是，朱熹的格物穷理是为了实践之前的知识准备，最终是为了平天下，因此过程中需要客观知识的建立，而建立知识也不是枯坐冥想，当然是要眼到、口到、心到、手到，而知识的建立中却同时包括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亦即是外在事物的客观知识与主体实践的价值决断，从而接续之以诚正修齐治平。[14]《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15] 《朱子晚年定论》阳明子序曰：洙、泗之传，至孟氏而息。阳明对《大学》的意见，如罗整庵来书所言，有对经传编辑的意见，也有对文义宗旨的意见。

相关讨论参见拙着《南宋儒学》＜第十二章：鹅湖之会与朱陆之争＞。他把於穆不已之体（道体）以及由之而说的性体只收缩提练，清楚割截地视爲只是理，即只存有而不活动的理。

阳明对象山个人亦有说法，参见： 又问：陆子之学何如？先生曰：濂溪、明道之後，还是象山。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於己，乃益於己也。

尤其是以尽心知性知天应为圣人事业，却被朱熹放在初学者工夫上说，必致生迷惘，这一段批评，是因为格物致知是工夫次第的开端，故而说是初学者，这也是对朱熹所说的正解，只是用在了阳明自己的系统後就不对路了而已。王阳明讲的入门下手之不同，就是他对朱熹的种种批评的意见中所示的，包括析心与理为二、理在心外、义外说、格物的方法等等。

[29] 这一段文字，是阳明讨论程颐及朱熹的性气说，程朱在此一议题的讨论上全然是存有论的思路，亦即是从概念关系说出一套形上学存有论的理论。本文之讨论，首先将从阳明批评朱熹的哲学理论开始，这就包括阳明对朱熹在《大学》、《中庸》、及《孟子》诠释上的一些不同意见，且是形成阳明最重要的良知说及知行合一说的部份。针对这个问题，笔者另有讨论，参见：杜保瑞，2010年6月5～8日，＜王阳明的三教辨正与教学风格＞，第三届东方人文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主办单位：华梵大学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无私可克，方愁不能尽知，亦未迟在。

除冯友兰外，牟、劳亦皆有明确宗陆王、贬程朱之立场，至少在港台的中国哲学界，现今的态势仍是阳明地位高於朱熹，理论上的两套典范，就是牟、劳之说。笔者以为，朱熹的工夫理论是一回事，朱熹的工夫实践成效是另一回事，两者问题不同，讨论的依据亦应不同，阳明混淆两事为一事，对朱熹的理论而言也没看清楚，就朱熹的为人部分则是立场不一致，或肯定或否定，意旨不断改变。

但是朱熹曾经反思自己用力在着述讲学时不能同时切己自修，意即没有去实践切进身边的当为之事，而王阳明即以朱熹所提修养不够的反省意见，说这就是朱熹最终走上了与自己相同的道路，亦即切己反思之实践，甚至发为《朱子晚年定论》之作，以证实朱熹有切己自修的实践，此事笔者亦不以为然。又从实际上王阳明所争辩的问题来看，则多为朱熹工夫不得力的批评，这就又有属於朱熹谈工夫理论还是朱熹自己的工夫修养程度两种问题，阳明亦是混淆此两者。

其发展则有三阶段，周张，程朱，陆王恰可分别代表此三阶段。阳明自己则主张求事事物物於吾心中。